“我认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存在6大困难。”在3月8日下午的政协医卫组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副所长杨金生首先抛出自己长期调查得出的结论。
设置无规划、建设借贷化、运行交税化、收费相同化、待遇高薪化、服务感动化，杨金生每列举一个问题，都会得到现场其他委员的附议。尤其是民营医院的土地征用和建设问题，得到全国政协委员、辽宁何氏医学院院长何伟的深切认同。“5年前，只有我一个人在谈民营医院的困难，现在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何伟告诉记者，“没有政策，总是遭遇‘玻璃墙’、‘弹簧门’。”
2012年10月，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均达到医疗机构总数的20%左右。在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中，为非公立医疗机构留出足够空间，放宽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的准入范围……方向性政策已经明确，但这并未给民营医院的生存减轻多少实质负担。杨金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有些民营医院存在虚假广告问题，“我也很痛恨”。顿了顿之后，杨金生说：“但也能理解。公立医院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在患者中早已形成声望，而民营医院也得生存，为了吸引患者，有时候就‘过度宣传了。”
进入难，维持生存难，回收成本更难。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告诉记者，在香港，政府和社会机构办医得到同等的尊重，但就算这样，香港一家知名民营医院也是开了好多年，直到去年才实现收支平衡。“社会办医的一大难点就是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除了要投资基本建设和仪器装备外，开业运营后仍需继续投入支撑，历经数年才能逐步平衡。”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说，有专家研究，综合医院要实现收支平衡需8年以上。
吴明江曾经担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近几年，他在不同的场合中为鼓励民营资本办医奔走。他总结出当前民办医院的基本状况：投资不大，规模较小，有规模、高水平的民办医院不多；80%以上是专科医院；水平参差不齐。鼓励社会资本经办和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有特色的医疗机构，在机构规划、建设、税收和人才待遇等方面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平等的待遇——这成为代表委员的共同呼声。
为了生存，部分民营医院过度医疗、欺诈医疗等违法经营现象开始滋生。杨金生说，关键在于强化监管。杨金生向记者分析了目前民营医院的监管现状：卫生监督所监督医院经营人员、科目、资质，技术监督局对医疗设备进行监督，制剂、药品则归食药监局管，经营和纳税分别由工商和税务管理。“而现在医疗机构的年审，主要由卫生局负责，但其他部门的信息没有得到共享。多头管理，这就很难管好。”杨金生说。
违法成本低，处罚太低，更让民营医院监管显得无力。杨金生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果办医院有问题，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这个了。现在在中国，处罚太轻，罚完了，那个医院老板换个地方还是能再做，北京不行跑福建，福建不行跑广东。”“我们也应该这样。如果你办医院存在虚假等问题，你以后就不能从事这个行业了，必须退出。”杨金生建议，“只有在这样严格的监管之下，再把扶持政策落实了，民营医院才能发展好。”
中国青年报
